春秋中期开始，鼎逐渐脱离了宗庙礼制的庄重气息，日用之气转浓，加之僭礼的发生，对鼎的需求也随之大增。在生产上也就必然更加快和便捷，批量化的铸造方式因此而产生了。通常是分部位批量铸造，接铸、铆接成完整的鼎，纹饰上也用专门的纹饰模具往复不断压印而成。所以，铜鼎看上去更加繁复，更加注重匠心工艺，但是缺少了活一些活力。到了周朝的时候，则形成了以少数大国为中心各具区域特色的多样性的鼎文化，对于之前制鼎的弊端多有弥补。秦朝的时候继承了周朝制的制度，以秦公鼎最为著名，之后慢慢形成了以浅腹、粗壮足根为特色的秦式鼎。楚式鼎则融合了中原传统与南方特色，创造出了形制特殊的鼎，其中以束腰的升鼎与楚人“尚细腰”的审美传统更加契合。由此可见诸侯国自身意识的觉醒，伴之而生的是国君对天子用鼎礼制的僭越，继而为各级贵族的渐次僭越，新郑郑韩故城祭祀遗址所出的九鼎八簋就是诸侯僭用天子之礼的物征。此种渐次僭越发展至战国时期，最后用鼎的礼制无法维持而终于趋于崩塌。
大型三足铜鼎雕塑
周人“事鬼敬神而远之”，提倡认识人自身的力量，对于商人“先鬼而后礼”的天命观具有进步作用，但同时也使人对天地鬼神失去敬畏感。战国以降，人们对于祭祀稍生怠慢之心，使鼎的制作失却灵气，这也是情感动力的缺失，鼎制的崩坏，又使鼎失去政治动力。因而，战国制鼎随之变得更为世俗化与日用化：材质除铜以外，扩展至瓷、漆等；错金银、绘彩等新工艺术的应用于制鼎。战国时期稍微有些新意的也带给人一种以技巧花哨的感觉。秦汉帝的建立，代表先秦国家政权的九鼎也随着传说而沉入了泗水之中，和大禹的九鼎传说做了个前后呼应。西汉以后，鼎的炊煮功能又被釜、鍪所代替。至此，鼎的实际功能和象征意义都已经丧失殆尽。所以鼎除了在宗教、祭祀等场合象征性存在，另一方面又开鼎形炉之类陈设器的先河。此后中国历朝的制鼎，完全进入一个追慕的时代，一方面是因为鼎的制度，另一方面是因为鼎的形状。至宋代以后，更多注重于形制的模仿，更使鼎的制作走向清赏雅玩的方向。这种清赏之风，上至帝王贵胄，下至文人士大夫都乐此不疲，最高统治者亦或直接参与复古之作。从而使铜鼎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比如政和礼器、宣德鼎彝、康雍乾仿古等都是因为慕古之作的高峰。鼎最终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而在我们的文化血脉中发生着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