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海内外关公热的兴起，艺术家们抓住时代的脉搏，先后拍摄了《关公》、《武圣关羽》、《关公出世》、《三国梦》、《三国演义》等电视专题片和电视连续剧，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使关公“对国以忠、待人以仁、处事以智、交友以义、作战以勇”的英雄想象更加深入人心。那么，关公又是怎样从一个以义著称的英雄上升到“神中之神”的呢？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关公从“当时义勇倾三国”的蜀汉名将，到“万古祠堂遍九州”的神化、圣化偶像，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以来对关公不断美化，圣化和神化的结果。关公信仰的产生于存在并不孤立与偶然，而是与全面的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必然要被人们创造出来的，而一旦被创造出来以后，也就具有其政治、伦理和心理等方面的功能，以满足社会的需要。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英雄崇拜和造人神的传统，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中，为世人所称道的关羽死后成为人神正是顺利成章。而传统的中国文化重实践，强调言传身教，讲究神道设教。关公信仰的发展与兴盛与这一思想有最为密切的关系。其突出表现就是关羽的忠义与儒家伦理相得益彰、互为其用的关系。同时，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文化心理的服从性、复制性和保守性，导致历代帝王每一次对关羽的加封和褒扬都会在整个社会里产生不可而喻的推动力。促进关公信仰的进一步兴盛和广泛传播。
立式贴金关公铜雕
此外，关公信仰的内涵也随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在封建社会，关羽之所以被帝王们代代加封，是因为他代表的忠、义精神符合统治的需要。事实上，关羽不过是宣传忠义文化的工具罢了。关羽就是忠义文化的化身，是启发、诱导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们学习的目标、榜样。通过营造关羽崇拜的舆论氛围，在社会上形成人人学忠臣，人人做忠臣的价值导向，抑制社会上“不忠”因素的负面影响，使广大社会成员潜移默化的接受忠义文化教育。这种“教育”方式显然比空洞说教和硬性灌输要高明的多。伴随和关帝庙的复兴，是广大民众对关公的敬奉和崇拜，令人寻味的是，在几乎全民虔诚信奉喇嘛教的西藏拉萨、日喀则、山南、江孜等地，关公亦占有一席之地。大昭寺前左侧的八廓街的商店里都摆放着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红脸关公塑像。
